一、企业避税行为分析     任何企业的避税行为，其根本原因都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即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税法的不完善以及国家之间税法的差异、反避税措施及力度的不同、税收征管程度的差别，都给企业避税提供了客观条件。 　　虽然企业的避税行为不违法，但也同样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政策风险。避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具有明显的时空特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税收法律，一个国家各地方政府间也会产生税收竞争，实施不同的优惠政策，如果企业没有深入调查，把握不好避税的尺度，会加大政策选择的风险；二是税务机关执法行为偏差的风险。税务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加之其他因素的作用，在执行税收政策上就会存在偏差，一旦企业的避税行为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税，这种避税行为不仅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税收上的收益，而且会受到处罚，导致企业蒙受损失。三是投资扭曲的风险。这是指因国家征税而使企业被迫改变投资的行为，从而增加了企业错过发展机会的可能性。四是经营损益的风险。这是指企业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由于管理、市场与技术变化等引起的经营失败和财务风险。 二、 政府的反避税措施     从博弈论的角度，避税与反避税可以理解为企业和政府之间一种不完全动态博弈。企业在不违反现行税法的前提下，通过深入研究政府的税收政策，预先筹划与安排，对税法进行精细比较后，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以求减少税收支出。博弈的另一方，政府就会持续研究企业的避税方法，不断出台新政策，完善税制，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 　　避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影响了资本的正常流动，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何有效地减少避税，是一件迫切而重要的工作。在长期的税收实践中，各国已形成了一套值得借鉴的反避税一般措施。一是规范制定法律条款，尽力减少法律的漏洞；二是设立专门反避税条款，对容易避税、用一般条款又难以控制的税收种类，另设附加准则，把反避税条款细化；三是加强对企业交易的管理，企业关键性的变化，如并购、国籍或者居住地的变化，必须获得政府同意；四是对于不能提供准确的成本费用凭证、无法正确计算课税金额以及纳税额较小的企业，实行评估所得征税制度；五是强化审计监督制度，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强对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监督。 三、我国政府的反避税历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避税与反避税博弈的初级阶段。通过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使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即使如此，国内企业仍普遍缺乏避税意识，政府对反避税也没有足够的认识。但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后，开始利用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完善，运用转让定价，资本弱化等手段成功逃避了大量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才开始提出了反避税问题，并且将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避税的行为作为重点，但成效不大。可以说在避税与反避税的博弈的初级阶段，企业在政府税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积极避税，占得了先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避税与反避税博弈的发展阶段。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为招商引资在税收方面大开绿灯，实行优惠税率，外资大量涌入中国。这个时期，外资企业避税呈现高增长的趋势，避税形式更加隐蔽，避税问题逐步显现。与此同时，国内企业开始借用国外的避税方法，税收流失问题开始引起政府的关注。1992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实施办法》，反避税开始进入实施阶段。1994年实行的新税法规定了有关反避税条款的内容。由于避税是企业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利用税法的漏洞和缺陷来减少税收，所以我国对避税并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只是采取了可以对企业进行强制调整，要求企业补缴税款的反避税措施。 　　新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我国避税与反避税博弈的激烈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外资企业规模快速扩大，避税问题大规模涌现，我国政府与国际接轨，也不断出台新政策及实施办法反避税。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掀起反避税风暴，反避税行动从低调处理日渐大张旗鼓，避税与反避税的博弈也越来越激烈。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出台，特设“特别纳税调整”一章，对防止企业通过关联方转让定价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新增加了一般反避税条款、防范资本弱化条款、防范避税地避税条款，加大了对避税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了反避税手段。这一时期，我国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反避税法律法规体系，反避税工作步入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