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但有两个因素对中国奇迹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即物质资本的增加和经济制度的变迁。[1] 　　统经济增长分析方法假设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不把它纳入分析模型。现代经济学理论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认为经济增长的源头是制度变迁，尤其是提供合适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它不是生产函数的一种投入，而是整个生产函数中一个转换要素，通过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组合效率、增加回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改进能够提高生产率，尤其是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所以制度变迁与物质资本投资是促进我国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林毅夫最早将制度纳入分析模型，认为1978至1984年间我国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制度创新，引入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6.89%。卢中原和胡鞍钢[3]首次将我国的制度变革量化为市场化指数，证明了我国1978至1992年间GNP增长中约有14%来源于市场化改革。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物质资本的增加，还是更多归功于由制度变迁而引起的经济体制效率的提高，对此的认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本文运用可处理隐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解析，比较制度变迁与物质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客观地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源。 二、量化研究工具——结构方程模型 　　20世纪末以及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物质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制度的变迁，经济增长为目标变量，物质资本增加和制度变迁是其解释变量；物质资本增加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制度变迁作为更深层次影响因素，是通过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其他渠道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对制度变迁作用的量化研究需要从统计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制度变迁变量纳入统计分析之中。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增加均可找到合适的测度指标，而制度变迁作为隐变量(Latent Variable)无法直接测度。二是如何在模型中体现和分析上述经济关系。在目前的统计学方法中，结构方程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上述问题。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源于路径分析和证实性因子分析，由测量方程（表示指标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方程（反映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关系）两部分构成。[4] 三、模型与数据 　　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市场化、城市化、对外开放。[5]本文以这三个方面变化的四个指标作为显变量，建立制度变迁隐变量F1的测量方程。 　　市场化程度：以X1：“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X2：“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的比重”两个指标衡量，比重越高，说明市场化程度越小，制度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以X3“进出口总额(以人民币计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比重越高，说明开放度越大； 　　城市化水平：用指标X4：“城镇人口可支配总收入” 来衡量，城镇镇人口可支配总收入等于城镇镇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的城镇人口数。收入越高，说明城市化水平越高。 　　经济增长Y用每个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物质资本投入F2用各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为了消除价格变化对模型的影响，对变量Y和变量F2、X4分别取自然对数，这样价格的变化会进入估计方程式中的截距项。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图如下： 图1. 模型路径图 　　本文考察的时间从1999年到2011年，选取中国31个省和直辖市，每隔四年抽取一个观测点，共计124个样本，基本满足结构方程对于样本量的需求。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2000-2012年）。 四、实证分析 　　利用SPSS软件和Amos软件进行建模，得到最终的模型结构 (F1为制度变迁隐变量、F2代表物质资本、F3代表经济增长，括号内为t值)： 　　（1）测量方程（标准化系数）： 　　X1=-0.825*F1+ e1         （1）            (-11.249) 　　X2=-0.418*F1+ e2         （2）            (-4.837) 　　X3= 0.338 *F1 + e3        （3）            (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