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百姓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主要原因在于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其起着阻碍作用。正视和努力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一）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血缘而轻民主的消极因素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家族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社会制度，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么是家庭关系，要么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其中，君臣关系被看成是父子关系，朋友关系被看成是兄弟关系。在公元前的《尔雅》一书中，有关家庭各种关系的名称就有一百多种。在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下，政治上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三纲五常为国家和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等级观念严重，束缚了人性的发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缺乏民主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生长的土壤。 　　在伦理本位的道德价值观下，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同时，必然重视人情交往，势必产生任人唯亲、裙带风盛行的人情高于法律的不正之风，也带来追求当官，当大官，光宗耀祖的名利角逐。由于缺乏民主，个人专断、家长制、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始终贯穿着整个封建社会，这些消极因素在当今社会也不时出现。在一些官员身上还带有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的封建残余思想的不良作风，存在以权谋私、办人情案，蔑视法律的行为，损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传统文化中狭隘的小农思想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常用来表达“世界”。处于这样半封闭的大陆型环境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使百姓形成了较为封闭的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要求与平均主义的观念。封建社会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建国初期和当今社会都有痕迹，甚至在某个时期表现明显。新中国建立后的二三十年时间，我们把社会主义赋予了平均主义的色彩，1958年，毛泽东发动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出发点虽然是为人民着想，但由于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渗透与实践造成了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同样，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人将社会主义公平观与经济上的平均混为一谈，不能正确认识共同富裕的内涵，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质疑和对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仇视”，在一定程度上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作祟。狭隘的小农思想不仅包括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还包括固步自封、自私、目光短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思想，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入世而轻出世”的思想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入世”哲学而轻视“出世”哲学，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的今生今世，直接或间接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而较少关心宇宙，地狱或天堂，以及他的来生。这种哲学态度有其存在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力量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形成了注重社会、追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实用理性，这种务实理性促成了中国人“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仰因子的缺乏。中国古代以三纲五常为国家和现实生活的伦理观念，在一定程度是信仰的内化。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诚信缺失、信仰缺失、亲情淡漠等背离人性的诸多现象，使我们认识到，如何扬弃封建社会的伦理价值，建立当代社会的百姓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正视与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路    （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