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跨文化研究中，“杂合”是一个重要且使用频繁的术语。翻译的的根本任务就是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的交流，因此，翻译不可避免得会带有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特征，这就证明了杂合在翻译中的必然性。从上世纪到本世纪，人们对杂合翻译的认识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杂合已经在翻译实践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杂合翻译的观念变革 1.Levy：翻译的文本中有人工雕凿的痕迹 　　作为第一批认识到杂合才是翻译本质的学者，其代表人物Levy (引自卢红梅,2003：281) (1974，引自 Schaffner & Adab，1997：334) 指出，译文的风格总会留有源语文本的印记；源语文本对翻译文本的影响可以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但通常是间接的。“源文本是一个统一的实体，目标文本需要做出调整，以适应目标语言体系及其文化背景。因此，译文应当是很容易认知的词，词的组合和结构，语义和语法正确但却人工雕凿的”。（Levy，1974:83，引自 Schaffner & Adab，1997：334)。所以读者很容易发现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正是翻译文本中的混杂成分。 2.巴赫金：杂合是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 　　作为较早关注杂合问题的学者，巴赫金在论著《对话的想象》中认为，“从历史上看，语言演变的主要手段是杂合，是在语言的历史以及生物学的进程中，通过把一个方言区内，一种民族语言的范围内，一个单一的语言分支内，一组不同的语言分支间，或是不同组的这些语言的分支内，共存的不同的‘语言’混合在一起，才逐渐实现的。”（巴赫金，1981）。 3.后殖民理论：杂合动摇了殖民话语的稳定性 　　直到后殖民理论出现，杂合研究才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霍米·巴巴将巴赫金的“杂合”与后殖民研究融合在一起，打破了本土文化和外国文化间的二元对立，主张殖民与被殖民的情境彼此杂糅，形成“第三空间”。巴巴的“第三空间”不是想象中的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 而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相互渗透的状态。杂合提供了一种方式，使霸权国家和殖民地间的二元对立得以解构， 使得殖民地的文化可以脱离霸权文化的控制或抑制，动摇了殖民话语的稳定性。 　　传统理论常常将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对立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立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虽然竭力避免二元对立﹐但他完全离开被殖民者而从话语的角度描述东方主义﹐其实仍然是一种二分的思维。杂合作为巴巴对于殖民主义实践的一种描绘﹐无疑是一种富于洞察力的发现和论述。 4.跨文化研究：翻译文本就是杂合不同文化的文本 　　真正提出杂合文本这一概念的是Christina Schaffner 和 Beverly Adab（2001）。他们指出杂合文本不仅仅是翻译过程的结果，在特定的文化空间里，也可以作为原创的文本，因为杂合文本本身就是不同文化的集合。此外，Duff（1981：122）也指出翻译的文本具有混杂的的特性。Snell-Hornby(1988:31）认为绝大多数文本事实上都以杂合文本的形式出现（转引自卢红梅，2003：282）。Toury（1995）也承认，翻译文本往往具有与非翻译文本不同的特征。他认为，翻译应当满足目标文化的要求，译文应当和原文应当有所不同。他们都为杂合文本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5.杂合翻译思想在中国的演变 　　从晚清时期我国兴起汉译外国文学的思潮，以林纾为代表的中国译坛在夜郎自大的思想桎梏中，无意学习西方文学的理念，杂合的思想在他们的译文中并不能得到显现。而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西方进步思想的大量拥入，这一时期的翻译中欧化的词句显著增加，译文杂合的程度也得以显现。洋泾浜英语就是杂合的典型。 　　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译文中的异国文化和思想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杂合的理念在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广泛深刻的应用。近十年来，杂合思想的研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杨晓荣（2000）提出了“第三种状态”的概念，这种状态极类似于“杂合”。孙会军、郑庆珠（2003）指出，翻译是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也是不同文化发生“杂合”的见证。语言的差异性、异质性则决定了“杂合”是译文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直到韩子满（2005）《文学翻译杂合研究》一书出版，才标志着对杂合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韩子满的研究超越了后殖民的框架，论证了只要有文化交流，就会有杂合的必然性。书中提出了两种类型的杂合，即源文本的杂合和目标文本的杂合，认为杂合的“度”决定于译者的翻译策略。 二、杂合翻译的策略 1.杂合是归化和异化的妥协 　　翻译，作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媒介，应当打破二元对立，在第三空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