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是中国近代不多的一位博学的既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辜鸿铭的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是辜氏译文的规化特色。《论语》中所体现的最主要的思想是儒学，它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作，《论语》在世界上的影响非常大。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传教士开始对《论语》进行翻译，辜鸿铭作为华人独自全译《论语》的第一人，他的独特的翻译技能和对儒家学说精确的解释可以看到他的翻译的思想精髓，从《论语》译本可以看出他在典籍翻译方面的重要思想。 一、辜鸿铭的典籍翻译和英译《论语》 　　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比较有名气的大师和翻译家。他的生活比较独特，他坚持用中英文写作，对西方进行抨击，同时他还提出了儒教救国论。他被称为中国近代翻译的先驱，他不仅翻译英国诗歌，更为值得赞扬和敬佩的是他开了在汉译英方面的先河。他独立地把儒家经典《论语》和《中庸》等翻译成了英文，辜鸿铭还翻译了《大学》。 　　他对《论语》的翻译过程是有其心路历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些不平等的条约让中国割地赔款，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中国又掀起了洋务运动，中国的一些士大夫中间也掀起了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追逐西方改革的浪潮，他们期望通过变革来发展中国。在西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辜鸿铭，对西方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他说西方文明存在着种种弊端，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才是中国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1]。他说很多人都会说中国旧的秩序在一步一步消亡，很多人都非常欢迎中国迎来新知和进步文明。不过，他却不相信中国古老的旧秩序会过时，那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文明和社会秩序是真正的社会秩序，这种道德秩序和社会文明符合事物的发展本性，所以，他认为不会消亡。就是在这种思想文化信念的支持下，辜鸿铭才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儒经的翻译中的，他在《论语》译序中写了一个愿望，就是他想通过推介儒家道德经典，对中华文明进行弘扬，以期改变西方人对待中国的态度，进而抛弃欧洲的暴力“文明”[2]。 　　另一方面，辜鸿铭翻译《论语》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辜鸿铭并不赞成理雅各和西方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他认为西方传教士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意义，他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践踏。 二、辜鸿铭的典籍翻译思想 　　1.辜鸿铭的翻译动机。《论语》译序中，辜鸿铭表达了一个愿望，他希望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西方有一定的影响。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希望人们仔细地思考，对儒家思想认真解读，他想让这种思想改变西方对中国不管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因此，从研读《论语》译序中，我们清楚地知道他的翻译典籍的动机，他在英译《论语》序中，清楚地说了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希望他们在仔细地读过这本书后可以对中国人现有的成见进行反思。所以，从中可以知道，辜鸿铭对典籍翻译是有一定的特有的翻译动机的，他希望西方了解中国，改变他们的蛮横态度，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是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文明。所以可以说辜鸿铭的翻译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不能说是只为传播儒家思想而翻译的。这种特殊的翻译动机决定了其翻译不能是那种气势逼人的态度，这样做的话会收不到想要的效果。如果把儒家文化以一种硬的方式展现给读者的话，一定不会得到应有的效果。最初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方式采用的是音译的方式，当时这种方式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在文化交流中如果使用恰当的翻译策略，相异性因素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变成身份认同，所以，辜鸿铭所具有的特有的翻译动机也是其翻译成功的一个原因。 　　2.辜鸿铭有读者意识。就是因为拯救中华文化的翻译动机，他有着很强的读者意识。他想尽量消除读者的负担和陌生感，这样译本更容易让读者接受。译者翻译时一定要考虑读者对象的选择，选择读者对象是比较重要的因素。辜鸿铭说为理雅各的译文读者仅仅有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辜鸿铭对《论语》的翻译，他希望广大的普通读者可以读到中国的儒家思想，不过主要的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英国人。他为了不让读者在读《论语》的过程有陌生和古怪的感觉，例如，他把“天”译为“God”，也说明了他希望西方人比较容易接受中国的儒家思想。再如，《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南宋的学者朱熹在文章中有写道：“乐，音洛。朋，同类也。”[3]这说明了对于“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