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遇到的障碍主要有两大类：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而文化障碍的主要表现则是由原文中的某些语汇所承载的源语文化中的某些具有文化特色的元素。不同译者对于这些具有文化色的语汇在态度上表现出的主要是两种对立倾向。其中一种倾向是译者应在译文中将这些原文语汇用译文语言中意义对等或相似的语汇加以替换甚或在不影响原文大意的情况下直接将它们略去不译。这样可减少读者对理解译文时所遇到的障碍。另一种倾向则相反，主张译者应能在原文中识别这些具有文化特色的语汇且在译文中想方设法保留这些语汇，因为其价值在于让译文读者知晓异族文化中与本民族文化迥然不同的元素，从而达到增长译文读者的文化见识与促进文化交流之目的。相对于译者的第一种倾向而言，本文作者更支持后一种倾向。 一、东西方翻译学者对文化特色标志的论述 　　与文化特色标志相关的问题已有中外翻译学者从各种角度作过探讨并确认了翻译中对具有文化特色标志的原文语汇的处理其实质便是跨文化交际。其中明确提出过“文化特色标志”和“文化特征”这两个概念的是杨晓荣，她就小说翻译领域中所遇到的文化特色元素阐述了她对如何处理这些元素的看法。杨晓荣不但肯定了文化特色标志的客观存在而且论证了文化特征所具有的文化交流价值。此外，杨晓荣还对文化特色标志性语汇做了详尽的分类并归纳了这些语汇所体现的文化特征。（cf. 杨晓荣 2001： 20－34）杨晓荣在一段总结性文字中阐明了其观点： 　　总之，原作中的文化色彩至少具有两种价值：文化特色价值（相对于其他文化）和审美价值（相对于文化色彩较淡薄的作品）。……如果说原作的文化特色价值是记录文化，那么在译作中，这种价值就转变为介绍文化，或者说是文化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介绍异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 　　　　　　　　　　　　　　　　　　　　　　　　　　　　　　　　　　　(2001: 50) 　　　　本文所论的文化标志和杨晓荣有关文化特色现象的观点可以说是所见略同，从宏观的方面来说都是认识和探究在翻译中如何处理文化特色标志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本文并不仅限于从小说翻译的角度观察翻译中的特色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本文所要完成的任务还包括对文化标志及其价值尝试做一个界定以更好地阐述在翻译中认知及保留文化特色标志的价值之必要性。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对翻译中的文化特色问题众多学者也早有著述。其中对文化特色本身有所探究的有Vermeer和Christiane Nord等人。Vermeer提出了“文化元素”（cultureme）这一概念，Vermeer 对文化元素的界定是“属于文化X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为文化X的成员所认同，并且在与文化Y中相应的社会现象相比较时显现出其为文化X所特有。”（Nord 2001: 34) 基于Vermeer对文化元素的界定，Nord对文化特色现象进行了这样的定义：“因此文化特色现象便是一种在两种文化相比较时被发现仅存在于其中一种文化之中的现象，该现象在此种文化中以某种特定形式存在或发挥某种特定功能。” (Nord 2001: 34) Vermeer和Nord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特色标志这一概念但此二人提出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特色现象实质上是由具有文化特色标志性作用的原文语汇所具体表征出来的，是完全可以凭人的感观来把握的。 　　　　二、文化特色标志的界定及价值     某一特定文化的独特之处就是该文化的特征，其重要载体和表现便是本文前面所提及的文化元素。某一文化正是因为存在着其所特有的文化元素才能够区别于其他文化。文化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是由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事物以精神与物质符号的形式排列组合而成的。这些表现文化特色的符号便构成了能够将各种文化区分开来的文化特色标志。因此，可以对文化特色标志作如下界定：     文化特色标志就是某一特定文化所具有的能够将该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的精神或物质的符号。      文化特色标志的概念为共享某一文化的群体的成员对该群体文化特色的认知提供了深层次的解释。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通过将其他群体的文化特色标志与本群体的文化特色标志进行比较来认知本群体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例如，各民族的语言中都有用颜色来代表某种特殊含义的情况，但同一种颜色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所象征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喜庆或吉利，而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red所代表的意义却可能大相径庭，如：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