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底层叙事”的重要作家，近几年来湖北作家陈应松以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备受文坛的关注。在《豹子最后的舞蹈》、《云彩擦过悬崖》一直到《太平狗》、《吼秋》等这些小说中，陈应松以神农架为背景，或者是“与它有点瓜葛”（ 陈应松语），展示了生活在底层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鲜明地表现出对底层民众深挚的人道关怀，对其苦难命运的深厚同情，同时也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悲悯情怀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然而“神农架系列”小说并不单纯是在“城乡二元对立”中揭示乡村的苦难现实和在城市面前的弱者姿态，作家更将笔触深入到人性深处，用敏锐的眼光洞察到闪耀在艰难困境中的人性之光和可贵的品格，其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就是这样的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伯纬是神农架山区的一个农民，年轻时被村里派到红旗岩去开山筑路，和伯纬同去的村里人王皋在工地上被炸死，伯纬信守诺言，把亡友的尸体送回家乡。一路上，伯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还要躲避嗅到死亡气息的松鸦的追击。为了战胜恐惧和孤独，他甚至不断地和死去的王皋说话，给自己壮胆。返回工地后不久，伯纬也在开路中受伤，成了残疾。大难不死的伯纬娶了王皋的老婆吴三妹，过起了平静的生活。伯纬每天赶着羊群去山上放牧。但山腰公路上车祸不断，每当山林间传来松鸦鸣叫的声音时，公路上就会有车毁人亡的惨剧发生，伯纬总要拼尽全力地去抢救幸存者或安置遇难者。 　　神农架是一个神秘、诱人的地方，不仅风景秀丽，而且还出野人。在《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神农架却脱去了这一层温情而美丽的面纱，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神农架严酷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现实。这里仍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吃的更简单，洋芋是小说主人公伯纬一日三餐的主食；山里与山外原本相互隔绝，后来虽然公路修了进来，而对于山里的农民来说，这条公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只有城里人的车子在公路上跑来跑去，乡民们苦难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对《松鸦为什么鸣叫》的阅读带给我们的首先是一种沉重和忧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乡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前进的步伐，许多地方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陈应松曾在一篇访谈录中说：“神农架在人们的印象中，不过是出野人的风景区，很多人不相信神农架的生存现实会这么严酷”。① 　　《松鸦为什么鸣叫》更带给我们心头一种温暖的感动，一种苦难中生发的对美好人性的希望，这同样来自于小说的主人公伯纬，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伯纬的身上却洋溢着一种可贵的人性之光。面对神农架严酷的生存环境，伯纬能安然处之，像大山一样质朴和从容。伯纬虽然没有也无力去改变苦难落后的生存环境，然而他并没有向不幸的命运屈服。在双手被炸伤后，伯纬成了一个残疾人，但他却用残缺的双手学会了砍树，学会了赶牛耕田，“重新认识农具，一桩一桩，一件一件，用血，用茧，用咬牙切齿”、“像一个什么也没发生的人”。这样的人生态度既是来自于强烈的求生意志和欲望，更是来自于伯纬对生命和生活本身的热爱，是原始的生命强力的体现。 　　频繁不断的车祸和死亡成了伯纬窥视世道人心、生死阴阳的一扇窗口。在伯纬救助的人当中，有从安徽来神农架砍伐森林的木材商人，有在车上偷情的男女，有制造假车祸以骗取保险费的汽车司机，也有携带巨款、嗜财如命的局长。他们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在伯纬面前展示了另一种人情世态。伯纬从死神手下救出那个姓嵇的司机（因为在车上和女人偷情而导致车子摔下山崖），临走时还把自己的裤子送给了他，可第二次见面时竟然连搭个便车也不让。受伤的局长关心的是自己装了巨款的钱包，“死了也会拿着”；做手术时又不顾受伤更重的司机小马，自己先走进手术室，以致小马耽误了治疗而死亡。小马的死是“归顺了某种很强大的势力”，而这种“很强大的势力”是什么，实在发人深思。伯纬虽然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然而只要有车祸，他必定会挺身而出。伯纬这种不图名利、不图任何报答，纯粹出于对他人生命的关爱之心，简直就如同现代基督一般。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伯纬并没有刻意去追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甚至不明了自己的苦难，也没有看清人类的愚蠢和贪婪，他的性格里有着与生俱来的乐观知足的因素，与那些不顾生命危险，通过那条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公路来到大山里实现发财梦的“山外来客”（主要是城里人）相比，伯纬的生活目标和追求是如此简单。对他来说，“有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