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了走出“闺阁”的知识女性思想与情感的启蒙。在致力与传统文化割裂的“五四”时代，传统思想仍占据着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敢于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仍是“少数”。相比同时代裹着小脚的旧女性，“五四”知识女性是幸运的。她们走出了“铁闺阁”，踏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甚至走出了国门，留学海外。在“自由”、“民主”两面旗帜的感召下，觉醒的知识女性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和婚恋自主，宣称“不仅仅作女人，还要作个人。”她们追求“娜拉出走”的个人解放，以“娜拉”为原型塑造了大批中国化的“娜拉”形象，表现娜拉“出走”后，探索人生出路的艰辛和内心的苦闷彷徨。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体现了走出父权家庭的知识女性对历史角色转换的不适应与重新“自我镜像”的茫然。她们以女性写作，应和妇女解放的时代主题。她们的女性文本，不仅仅是妇女解放的“工具”，更是妇女解放的“实践”本身。 一、现代爱情观与传统思想观念的矛盾     冯沅君最善于表现情爱主题的“五四”女作家。她以拔心不死的“卷施” 精神介入文坛，先后出版了《卷施》、《劫灰》、《春痕》三部小说集。冯沅君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文学启蒙是幼年时期母亲口授的“四书五经”和古典诗词。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在思想上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女性意识，但早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已内化沉淀为她独特的文化气质和道德取向。冯沅君的作品多表现“情”与“理”的矛盾冲突，女主人公对自由爱情的追求狂热而盲目，往往有“娜拉出走”的决心，而缺乏与旧家庭决绝的勇气。父权家庭，包办婚姻仍是她们难以摆脱的噩梦。传统贞节观念与现代性爱观、母爱与情爱的双重情智冲突，往往让她们追求婚恋自主，又摆脱不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走出旧家庭，又羁绊于母爱深情；奉行个人主义，又心系人道主义关怀。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冯沅君创作的评价：“她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     冯沅君笔下的知识女性视爱情如生命，她们渴望情欲满足又坚守道德底线。这种灵肉分离的爱情观是中国传统性爱道德观念的孑遗。在封建社会，女人是男人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作为男人欲望的客体，任何关于性的要求都被传统性爱道德视为不洁与罪恶。收录于《卷施》的《隔绝》三部曲，以作者表姐吴天的悲剧经历为题材，讲述了一对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士轸与隽华相识于大学校园，基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两人建立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她们曾逃课十天南下旅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孤男寡女结伴出游，这无疑是对“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极大的挑战。他们的自由爱情被父权家庭视为大逆不道。母亲谎称病重将隽华骗回家中幽禁。并且，为断绝她与士轸继续交往的念头，逼迫她尽速与刘姓财主的儿子完婚。婚期将至，隽华乘夜出逃的计划因母亲夜间病发而搁浅。错过“出走”良机，隽华服毒自杀。士轸闻讯赶来，“极热烈的在她没有血色的唇上接了个吻”，亦服毒殉情。他们用生命践行了“不得自由我宁死”的誓言，以死的超越实现了爱的永生。这种“以死抗暴”的决然精神是对父权与礼教的公然挑战，也说明了刚刚觉醒，走出父权之家的“五四”儿女在强大的父权家庭面前，只有爱情的自由性，没有婚姻的自主权。 二、爱情突围与母爱情深的艰难抉择     母亲，自古以来身兼“贤妻”与“良母”的双重身份。她们是“女儿”感情依附的精神主体，也是被父权“指认”与“言说”的欲望客体。从“某氏女”到“某氏妻”，从“父权之家”到“夫权之家”，“母亲”作为性别附属，不啻为男权家庭的虎食之鬼。她们一旦被父权家庭吞食消化便渗入了父权文化的血液，很快由“鬼”变“伥”，为父权“代言”，充当扼杀“女儿”爱情的“刽子手”。     “母亲”，在“五四”女作家笔下，已幻化为一个抽象而空洞的能指符号。“女儿”对母亲既保持着“阶级对立”，又剪不断情感的系恋。冯沅君的作品中“母爱”与“情爱”的冲突十分鲜明。《隔绝》中，隽华以“不得自由我宁死”的决然姿态，“立志要实现Ibsen，Tolstoy所不敢实现的……”。又称自己“是为了两性的爱，忘记了母女的爱的放荡青年。”在“五四”思想转型期，“情爱”与“母爱”的情感冲突代表着两代人在思想领域的“阶级对抗”。以隽华为代表的知识女性对母亲的“双重身份”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