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商业领域的管理科学较为成熟和发达。当人们开始研究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时自然借鉴了商业决策模型，认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是逻辑、理性和有步骤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总体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后来人们发现，公共政策和商业领域有很大不同，片面追求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其结果并不总令人满意。因为决策往往受制于人知识领域的局限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无法做到完全的理性和逻辑。但这种理想的理性决策模式无疑具有指导作用的，称之为“古典模式”，它假定决策者具有绝对的理性；与之相对应的“行政模式”承认决策者的局限性，而强调政策的满意程度。如在股票交易中，“古典决策模式”力求在最低点买进在最高点卖出，但无法预知真正的最低或最高点。而“行政模式”的思想是只要达到了满意的收益即可；后来的林德布鲁姆等人又提出了“渐进主义”决策模式，转而强调公共政策实践中的稳定性，认为决策过程要持续、渐进、有限度的进行，因为公共领域中的问题往往高度复杂、不确定并充满争议，只有渐进的决策模式才可避免无法预知的负面效应，降低风险。    20世纪60年代，人们发现仅仅以上述模型并不能解释所有政策产出，一些学者试图找到不同的决策模式，或对上述三种模式进行综合，或是另辟蹊径。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垃圾桶决策模式（Garbage Can Model）”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主要从反阶段论的角度来探索政策过程，并着重关注组织行为中的非理性成分，展现了一个反理性主义的视角。1本文介绍这一决策模式的学术主张,并结合当前我国大学学生管理工作的特点及本人从事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感触，探讨这一理论对于学生管理工作的启示。 二、“垃圾桶决策模式”    1972年科恩及其同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发表了“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式（A Gorbage Can Model Of Organnizational Choice）”一文，正式提出这一决策模型。认为决策程序是无序的，问题、偏好与解决方案之间并无一致的逻辑推演关系。组织的决策过程表现为组织的无序状态（Organized Anarchies），科恩等人认为美国大学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种状态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 Problematic Preferences，模糊偏好或目标模糊。即组织决策者对于解决问题的偏好缺乏一致和明确的界定；处于这种状态的组织对整个组织本身所追求的目标不明，并且各目标的先后顺序也不明确。决策者对于解决问题的偏好要么是模糊的，要么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变化。或者存在几个偏好不一致的决策者，像今天的大学，组织发展到如此规模，它会同时追求许多不同的目标，这些目标又可分为多项次级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就会出现矛盾不一的情况。因此，组织并非一种结构严谨的体系，而是一种松散的，能够容纳各种理念的结合体。组织的决策者是透过行动来表达政策偏好，而非以政策偏好为基础采取行动。    第二， Unclear Technology，手段、方法不明。指人们很难理解和解释决策过程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联;组织成员通常只知道与本身职责相关的业务，对整个组织的运行只有粗浅的认识，成员要在实践中学习，尝试错误、在面对危机时摸索和思考解决的办法。例如在大学里，参与学生管理的部门的职责可以粗略地从纵向和横向划分如图1，横向上大致为党团机关、学生处、教务处、社区（宿舍）中心，也包括各学生社团。纵向上为校级、学院级、系部、班级，乃至各宿舍。以笔者多年从事高等院校基层学生管理工作的理解看来，各参与学生管理与决策的人员就是图中处在纵横方向交叉线的节点。他们对处于自己下方的学生事务有一定的决策权，同时又与邻近的节点共同作用，并影响彼此的决策，而处于他们上方节点的决策者的决策也会受其影响。这些决策者们对教育目标和实现手段都有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而教育效果的显现过程是漫长的，在处理相似的学生问题时所采取的手段方法，甚至处理原则，都有可能不同。    第三， Fluid Participation，流动参与。指组织决策像一个舞台，参与者自由地进出于这个舞台，不同部门的决策者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政策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参与，即使是同一政策议题，他们的参与也会因时、因地而异，显现出流动性的参与特点。学校中处于各职能部门的决策者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参与学生管理，共同完成模糊的组织目标。决策参与者自由进出于决策场域，他们在不同问题和解决方案上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同时可能随身携带着自己所喜好的问题或解决方案，并且今天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