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哲学与自然之镜》这本书中，罗蒂分别对心灵之镜和语言之镜进行了批判，指出人的心灵和语言并不能作为一面镜子来反映事物本质。他认为，无论是康德以前对心灵的研究还是康德之后对语言的研究，这些理论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与缺陷，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是，这些学说都认为通过对各自领域的研究，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即能获得客观确定性的知识。      在罗蒂看来，笛卡尔、洛克以及康德等一些哲学家都是心灵之镜的铸造者。他说：“我们把理解‘心的过程’为基础的‘知识论’概念归之于十七世纪，特别是洛克其人；把作为一种在其中有‘过程’发生的、作为分离的实体的‘心’的概念归之于同一时期，特别是归之于笛卡尔；把作为纯粹理性法庭的哲学的观念，不论它是维护或否认文化中其他领域的权利，归之于十八世纪，特别是归之于康德。”[1]罗蒂认为，无论是笛卡尔的“心的过程”为基础的知识论，还是洛克的分离的实体的“心”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他们在论证心灵理论时，都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某些概念，都希望通过自己内心中“满布着迷信和欺骗的魔镜”，照射出事物的本质。      20世纪初，当传统的心灵哲学遇到困境时，哲学研究发生了转向即进入了语言哲学阶段。语言哲学希望通过语言的研究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和语言具有同构性，把握了语言的结构就等于把握了世界结构，抓住了世界的本质。然而，语言哲学的重要代表——分析哲学学派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其弊端不断地暴露出来，特别是蒯因对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批判及塞拉斯对“所予性神话”的批判后，分析哲学的赖以存在的基础即概念与直观的区分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导致分析哲学逐渐衰落。罗蒂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趋势，指出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一样，都是一种镜式哲学，这种镜式哲学并不能拯救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希望寻求一种确定性的知识，寻求永恒不变的真理，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二      在谈到他的新实用主义（认识论行为主义）时，罗蒂认为新实用主义的本质是参照社会和人的行为来诠释认识的真理性。“参照社会使我们能说的东西来说明合理性与认识的权威性，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我将称作‘认识论行为主义’的东西之本质，这也就是杜威和维特根斯坦共同具有的态度。我们最好把这种行为主义看作整体论，但它不需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基底。”[3]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从人的行为立场来看待认识问题，认为正确和真实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只有参照社会实践活动和参照人的行为才能判别出认知的真伪。如果离开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探求一种与实在完全相符合的真观念，这样的“真观念”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的。知识和真理只能通过现时代的研究标准来判断，我们没有办法超越社会实践去找到某种检验标准。      新实用主义者把真理说成是一种人们共同认同和信任的意见或信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新实用主义者不把真理看成是僵死和一成不变的，而是把真理看成变化发展的。因为他们认为，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的信念或意见都有可能是错的，都有需要修改的余地。罗蒂说：“从实用主义观点看，说我们现在相信是合理的东西可能不是真的，就等于说某人可能提出更好的思想。这就是说，永远存在着改进信念的余地，因为新的证据、新的假设或一整套新的词汇可能出现。”[5]从这种这种观点可以看出，新实用主义者支持容忍、自由探讨的精神和追求通畅的交流文化氛围。他们认为，各种不同理论和观点的相互融合和碰撞并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要相互容忍，相互尊重，在自由探讨中不断实现思想和观念的一致。      三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的提出，对当代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摈弃传统哲学对客观性的追求，而倡导一种对协同性的追求。他认为当人们追求客观性时，就会使自己脱离了周围的人，就会使自己成为客观性的傀儡和奴仆；只有当人们一起追求协同性时，才可能把自己融入集体中去，才可能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