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对大学使命的定位 　　历史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中世纪大学把它们的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职业、教会、政府的需要上，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它才是为学习本身的概念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中世纪大学更像职业性学校。 　　19世纪英国的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提倡自由教育，反对在大学里进行狭隘的专业教育，因为，“知识按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其为知识”。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使命观体现了英国大学传统的精髓。随后，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把大学看成是“社会的道德灵魂，是为了确保获得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WissenSChaf）”。可见，对心智训练和人格修养方面的重视，是传统大学的共同追求，但洪堡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即科学研究。他认为：“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据此，他提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从而确立了大学的第二种使命，即发展科学。由柏林大学的创立引发的德国大学改革，其成效不久就体现出来，德国开始取代法国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德国大学的模式几乎成了19世纪以后世界各国大学借鉴的对象。例如，被称为美国大学真正开端的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在借鉴和改造德国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然而，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又决定了它不会仅仅囿于这种理性主义的办学理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大学的第三种使命，即社会服务的使命呼之欲出，其中以范海斯创办的威斯康星大学所提出的“威斯康星理念”最为著名。范海斯认为，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和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育、科研、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大学要发展，必须把整个州作为它的校园。“威斯康星理念”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大学牢固地确立了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彰显了高等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从此，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其实，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这三大使命是动态的、发展的，当前大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新形势下全面开创大学和教育改革创新局面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二、我国对大学使命的定位 　　我国近代意义的大学虽然比西方晚了几百年才出现，对大学使命的认识没有西方那么系统，但是却古已有之。正如梅贻奇在《大学一解》中所指出的那样，“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像儒家经典《礼记?大学》写道：“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的“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等。中国近代大学的使命观是在结合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教育传统，借鉴了西方大学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经典阐释当属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不同的时期，大学的使命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其核心都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本位思想。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我国大学的使命的不同看法，如有学者提出大学具有保存知识、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传播知识、增进知识、应用知识、社会批判与社会监督的职能，但笔者认为究其根本，各种看法都没有离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这三种基本的使命，都是对这三种使命不同程度的延伸解释，因此，我国大学的使命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只不过它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大学使命所固有的含义，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注人了新的内涵。 　　（l）大学的终极使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大学的主体是人，毋庸置疑，培养人才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尤其是在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的知识经济时代。然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进行这种培养呢？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迈进，教育的功利性越来越明显，我们看到，在大学里进行得如火如茶的改革大多把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在实用的层面，即过于强调学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而忽视学生个性的发展，其结果，学生越来越成为“有用的工具”，沦为“单向度的人”，而失去了作为人的本真含义。对此，爱因斯坦早就提醒过我们：“专业教育可以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