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列五经之一的《诗经》在历代的解读中形成了一条源远流长的阐释传统，经学家在特定的政治氛围和学术风气中对其作出不同阐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争议甚至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关于《商颂》作年的争论十分引人注目1，有学者认为“20世纪《诗经》研究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学者对《商颂》写作年代的看法”2。 一、王夫之《诗广传》论商颂的逻辑条理 　　针对这一问题，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王夫之在其解经著作《诗广传》提出独特的“商三宋二说”。直接提出观点的是《论<长发>及<殷武>》篇： 　　“诗有颂，乐有桑林，祀有郊禘，故当时称之，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而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何也？察鸟于远，以为燕也，传之则以为蝠也；察鱼于渊，以为鰷也，传之则以为蛭也。精意失而馀其迹，犹无馀矣。汤放桀于南巢，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传及于《长发》而韦、顾、昆吾与桀连类而举矣。率其凌蔑不恤之旨，汤殆以力争得天下而守之以威邪？颂契曰‘桓拨’，颂相土曰‘烈烈’，颂汤曰‘莫我敢遏’，颂后王曰‘勿予祸适’，颂武丁日‘挞彼殷武’，殆将暴六百祀之天下于桀日矣。呜呼！此不问而知其非商之旧也。词夸而不惭，音促而不舒，荡人以雄而无以养，斯宋之以徵殷而丧殷之徵者也。宋于是乎以世杀其宗臣，宋于是乎以十年而十一战，宋于是乎以不度而争楚于盂、泓，宋于是乎以射天笞地、剥滕吞薛、战齐楚魏而速其亡。名之所传而言随之，言之所流而志随之，志之所竞而事随之，志成乎事而气应之。石为之陨，鷁为之退飞，雀为之生鸱枭；张束滋之习，上下交奖，天物交变，而殷先王之泽无有余矣。夏之亡也，无待迁之顽民；周之亡也，无采薇之义士，殷独多有之，则殷之以宽大优柔、固结天下者，可知已。精意不传，而相传以竞，宋之承殷，愈于杞之沦夷者能几哉？《长发》、《殷武》，宋之颂也。《那》、《玄鸟》、《烈祖》之仅存，不救其紊矣。”3 　　细读原文，可总结出王氏推理的逻辑脉络。首先他引用《论语》论三代礼乐之语，对殷与宋在道德水准、礼乐文化上的高下作出定性的区分，以“燕”、“蝠”，“鰷”、“蛭”二组对立的比喻分别于殷与宋相照应，表达了作者对殷道的神往和对宋国失却殷之精意的叹惋。接着，他从《长发》、《殷武》二诗中提取出祭祀祖先的颂语，说明其中所蕴含的意味已是“以力争得天下而守之以威”，且文风夸诞、音乐急促——这也均是由其对武力的推崇所决定，由是而知此已绝非殷商旧歌。再次，对宋国历史进行总结性的回溯，指出其速亡的命运正是由其崇武尚兵、无法再受殷商先王福佑而致。最后，王氏将殷和夏、周二代亡国后的不同遭遇进行对比，一方面表达了对殷商至道的无比推崇，一方面表达了对宋国不承其精意而终沦亡的命运近似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 　　另，虽然《商颂五论》的第一、二篇对《那》的论述中并未直接涉及作年问题，却均充斥着对殷商的溢美之辞，足与第五篇相印证。《论<那>一》对比殷、周祭礼：“周尚文，求之于臭，弗求之味。殷尚质，求之于声，弗求之色。……抑周之尚臭也，又不如殷之尚声也。……祭之于上，涵之于下，播之于四旁，摇荡虚明而生其歆浃，殷道至矣。”4表面上承袭《礼记·郊特牲》“殷人尚声，周人尚臭”一说，但细察便可知王氏与孔颖达“周礼变於殷”、“帝王革异”5的阐释思路大相异趣，褒殷而贬周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论<那>二》亦由衷赞叹殷商祭礼对音乐性的讲求：“呜呼，此可以知圣人事天治人之道矣！”6或对比立意或直抒胸臆，均可见王氏对殷道至圣的追思，因此他对由殷遗民组建却尚武以致亡国的宋大加贬斥并刻意将《商颂》五篇进行商诗、宋诗的分类便均在情理之中了。由这些文辞亦可发现，虽王氏未直接点出他所推崇的殷商“精意”究竟为何，然而不难推断正是与武力相对的德行。殷商先王重德和春秋宋王尚武的对比，正是其“商三宋二”的分类标准。 二、王夫之“商三宋二说”的时代隐喻 　　王夫之“商三宋二说”的提出并非为了捍卫某派权威或打击异己气焰，而是在其对《诗经》进行多视角审视和札记式论说的著作之中，以杂感的形态呈现。从整体上考察王氏的解经之作，不难发现其共通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王夫之《书经稗疏》称“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其间有失之太凿者”7，王氏晚年书斋观生居堂自题联亦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8。无论是“开生面”的自我期许，还是“多出新意”的后人的评，均是王氏解经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