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向国外大学学习、借鉴和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的过程。19世纪，欧洲大学的模式逐渐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遍布世界的大部分地方[1]。而进入20世纪，美国大学以其集教学、研究、服务社会于一身的特点成为世界大学的榜样，大学模式开始从德国模式向美国模式转变，而中国的大学模式也受此影响。  一、美国大学模式的主动导入 （一）赴美留学、考察人员对美国大学模式导入的作用 　　 　　早在清政府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向美国派遣了留美幼童和留学生。到了民国时期，美国逐渐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出国留学学生的第二目的地。与留日学生相比，留美学生在美国求学时间更长，所学科目更齐全，获得的学历更高。留美回国人员中，进入教育界的占33.78% ，且多投身于高等教育。这些人员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宏观层面上讲，随着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赴美留学人员的回国，使留美人员的对大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促使国民政府通过了《国立大学条例》。《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国立大学设立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并开始实行学位条例，采用选课制，这些都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思想。而像蒋梦麟、陈立夫、胡适这样众多的留美学生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对于在大学中推行美国模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微观层面上讲，许多大学的校长接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直接推动了美国大学模式在大学的发展。例如在1931年，全国大学和独立学院共有79所，其中校长留学者有65人，而其中留学美国者有34人，占52.3%。他们纷纷建立或改革中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在学校设评议会、校务会，并推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充分发挥民主，强调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例如，郭秉文在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对美国大学模式的移植和借鉴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设置董事会，大量聘任留美学生，充实师资队伍；办综合性大学，培养各种人才。其中，将师范寓于综合大学之中是突显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办学模式。[2]除了留美学生担任大学校长外，留美学生也在大学中担任教授和教员，且数量众多。以清华大学为例，1936年，清华学校“全校教师共有210余人，其中教授90人，几占教师的一半。他们多数是留学美国的学生，三分之二以上又是清华留学生。”[3]他们熟悉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模式，为美国大学模式由上而下的推广和实施打好了基础。 （二）中国对美国大学的介绍也推动了美国大学模式的导入 　　民国时期，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文章来介绍美国大学，给国人以各个角度来审视美国的大学模式，正是由于这些文章和书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对美国大学模式有了充分的了解，也为使美国大学模式得以迅速在中国实行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以1919年到1920年的新教育杂志为例，在两年间，涉及到美国大学的文章有[4]：      普力：《哥伦比亚大学选录新生办法》，第2卷第2期 1919年；      卢维尔：《论大学教育》，第2卷第2期，1919年；      卢些尔：《美国组织全国教员会之动议》，第2卷第3期，1919；      麦非：《发明新理为大学之职责》，第2卷第3期，1919；      批德尔佛：《将来之美国大学》，第2卷第3期，1919年； 　　《美国大学内弊发微》，第2卷第4期，1919；      英士：《美国大学之公会》，第3卷第3期，1920； 　　《美国大学校长及大学管理》，第3卷第3期，1920；      何炳松：《美国大学教员团》，第3卷第3期，1920；      泽福：《美国大学毕业生》，第3卷第3期，1920；      何炳松：《美国大学董事部》，第3卷第3期，1920；      这些文章中，即有中国人写的关于美国大学的介绍，也有外国人对美国大学的评说，论述详细，使人更容易理解。除此之外，由一些学者出版、翻译的关于美国大学的一些书籍、专著也对当时的中国人了解美国大学模式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5]： 　　《美国教育制度》，何炳松译述，商务印书馆，1920； 　　《八年欧美教育考察团报告》，商务印书馆，1920年； 　　《美国教育徹览》,汪懋著，中华书局，1922； 　　《大学之行政》，谢冰译，商务印书馆，1928； 　　《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崔哉扬译，民智书局，1930； 　　《法德英美四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