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境中的天道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我们可以看出朱熹把天道当做本体，认为天理是人性与天道的不同显现：就人而言天理，天理就是人性，就天理之本然而言天理，天理就是天道，结果是性和天道“其实一理”，在朱熹那里天理是脱离现实世界的独立存在[1]p4，天道本身成为了通过天理的规定而得到言说的一个概念，这就把天道与日常世界割裂开了。与朱熹不同，顾炎武把“文章”和“性与天道”结合起来考察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疑其有隐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子贡之意，犹以文章与性与天道为二，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无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訚訚，无一而非天也。[2] p308-309    在顾炎武看来，孔子所言的“性与天道”就在孔子之“文章”中，德行、言辞都是“性与天道”的显现，这是把天道和日常生活世界结合起来看。    朱熹和顾炎武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诠释进路，要想判断谁的说法更具有合理性，还必须回到《论语》的文本：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天不是以“言”而是以现实事物的运动展现其存在，那么同样孔子不言，难道就不能“述”孔子之道了吗？孔子之道难道脱离了言就不得“述”了吗？以此会通地来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这里孔子不是“无言”，而是有言，但在子贡那里却仍“不可得闻”，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此“言”非可述之言，所以也“不可得而闻”，如同“天”通过“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现实事物的运动而显现其存在一样，孔子之言性与天道难道不正是在其“文章”之中吗？难道撇开孔子之“文章”，别有一个“性与天道”孤立的存在吗？这一系列问题带给我们的反思就是“性与天道”不是不可得而闻，而是子贡以“述”的方式不可得而闻，而他对孔子之“文章”也是在能“述”的层面上得而闻的，所以他分别“文章”和“性与天道”，本质上看，他所得闻的孔子之“文章”也算不上得“闻”。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得出了“天道”与“文章”不可相离。从而可知“天道”并非“不可得而闻”，而是说不能像子贡一样从“述”的角度去“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类比来理解“性与天道”：“性与天道”之于“文章”就如同“天”之于“四时行”、“百物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道”作为普遍存在是就已经展开的人的活动的现实性而言的，但它对于可能性的存在如何以及何时现实出来则不具有言说的合理性，而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言说从而建立其自身的合理性。 二、天命[3]p69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命”言说的合理性建立在一种“可能性”之上，可能性不是一种纯粹的不确定性，而是更为丰富的内涵：天命本身显现了一种应然的维度，但是它又包含着诸多不可测度的因素使这个“应然”的维度置入一种可能现实、也可能现实不了的场景之中。    具体从这句话来看，道之将行与废指代着一种可能性，而天命正是为这种可能性存在提供一种合理性的言说而得以进入语境的。    就人而言，天命展现为视域中的天命：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知天命而畏天命，而公伯寮、匡人这样的小人则不知天命而不畏，从而“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但是孔子作为知天命、畏天命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