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05年拍摄的中国电影历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后，电影在中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时期，直到1920年代，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才意识到电影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娱乐性以及给他们带来的商业回报。因此，第一批电影尝试者如任庆泰、张石川、黎民伟、鲍庆甲等人紧随时代步伐，加入到创办电影业大潮中，形成了竞相创办的热潮。 一、 1920年代民族工业的萎靡与上海经济的颓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对外贸易中，外国商品的输入总额在1913年时已达到五亿七千万两，但大战期间的几年中，没有增加。特别是在1921年后，英、美、日等垄断资本集团又用过剩的廉价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市场，输入总额在当年就猛增至九亿两，1922年又增至九亿四千万两。 　　之所以谈及上海，是因为“上海为全国繁华之首区，制片复多在上海进行，当然各片均在上海作第一轮公映”[1]，而且“国产影业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结果，上海的电影消费市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2]。这一时期的上海经济情况出现颓势，一战结束后，欧洲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上海的外货进口额迅速超过战前水平，1924年达301，201，236两，比1918年增加了2.4倍”[3]。尤其是1924年以后外国面粉、棉布、纸张、卷烟、毛制品、胶制品的大量涌入，使上海民族资本工商业中的有关行业陷入困境，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已不能与大战间“黄金时代”同日而语[4]。 二、 投机事业的畸形发展 　　民族资本工商业的投资经营衰败，使得许多国内资本家不愿再将资本投资到工商业生产经营上，转而投资到土地、公债、开办交易所等其他投机事业上，但这一时期的土地、公债、交易所事业均是畸形发展的战后投机事业，往往“一人得利，众人失利”。这些投机事业的畸形发展主要表现为： 　　（1）土地事业。上海的地产不同于别处。帝国主义列强霸占租界，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为了造成租界的“繁荣”，他们竭力活跃租界地产的买卖。许多民族资本家蜂拥而至，盲目地进行地产投资，但终因这些地产属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所占地，他们遂成为土地抵押、转让和买卖交易过程中最直接的获利者，民族资本家只不过是分羹者而已，收利微乎其微，而且许多人还因投资错位造成倾家荡产。 　　（2）公债事业。公债事业始终掌握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手中，据统计：“北洋军阀政府发行的公债，从1912年到1926年的15年总共发行了六亿一千万元[5]。公债又是投机对象，所以这些银行还专门设立“信托部”和“证券号”从事公债投机，翻云覆雨，所获暴利难以计算。 　　（3）交易所风潮。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投机分子趋之若骛，纷纷投入到开办交易所的投机狂潮。“到1921年夏秋之间，沪上各色交易所竟达136家之多，另外还有12家信托公司，资本总额达2.2亿元，超过1920年全国银行资本的总和”[6]。但是随着大量资金被卷入交易所，市面银根日紧，金融界开始收缩信用。于是，各交易所股票价格直线下跌，纷纷倒闭。 　　因此，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政权的勾结，严重挫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的经济掠夺迫使他们无法投资实业，同时企图依靠土地和投机事业来聚敛足够资本同国外入侵资本相抗衡，然而这一系列不景气的工业经济却加深了土地和公债事业的混乱，使得他们愈加落魄。 三、 投资转向与电影公司的成功创办 　　中国人兴办电影，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1920年代中期，出现了竞相创办影片公司的热潮。这一时期，除“商务”电影部和但杜宇的中国影戏公司继续进行电影摄制工作外，一大批名目各色的大小电影公司如同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地点也不再囿于上海一隅，呈现四处开花的局面。随着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1923年拍摄）在创作上和市场上的成功，给“明星”公司带来巨额利润，深深地刺激和鼓舞了民族资本家投资拍摄电影的热情，他们扭转以往将电影视为游戏业的观念，认为电影是一种“将要成为一股普及全世界的文化企业”[7]，而且“标志着民族电影业草创阶段的结束和初盛时期的到来，促成了‘国产电影运动’”[8]。据程树仁于1927年1月出版的《中华电影年鉴》中所述：“民十以来，影片公司之组织，有如春笋之怒发，诚极一时之盛。”书中统计到：“当时各种电影公司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其中，北京二家，天津四家，镇江一家，无锡一家，杭州三家，成都一家，汉口四家，厦门一家，汕头一家，广州八家，香港六家，九龙一家，上海一百四十二家，另有设在美